个性、压抑人性的政治教条和传统道德的约束）正在减弱，个人私生活开始和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分离；婚姻主体的个人选择也更自由、更富有弹性；离婚的政治、社会和心理成本也在不断降低；独身、单亲和再婚家庭已较少受到侧目，无爱婚姻的解除不再艰难，这些对提高婚姻质量有积极意义。但离婚率逐年上升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怎样看待离婚？离婚对子女的消极影响是否一定比夫妇冲突对子女的负面影响大？要不要把指导健康离婚作为治疗婚姻里的一个内容？这或许属于治疗婚姻的理念性理由。

　　从宏观的视角看，置身大变动中的中国人，如何看待和对待离婚率上升？中国人的婚姻怎样应对“二奶”、“小密”、情人以及一夜情等的冲击？中国人怎样面对“性解放”或“性革命”？直到目前，媒体似乎对婚外恋、“包二奶”、离婚以及继父母遗弃、虐待继子女等更有报导的兴趣，因为公众更专注于那些薄情寡义、不尽义务的缺德事件，例如如果那些资源丰厚或有婚外恋者提出离婚就会被是认为背信弃义、喜新厌旧，让其达到目的会败坏社会风气、影响社会稳定。这些说明，媒体与公众似乎更多地习惯于以传统道德观念和价值判断为先导，这是文化和伦理的引导，这是需要的，但忽视了心理疏导和法律的制约，这应当属于婚姻治疗的观念性理由。

　　有多项研究者报告认为，现代中国低质量的婚姻只有30%，主旋律是好的；而有研究者说城市人群60%对婚姻失望；有人说60%的婚姻是“凑合型”；又有人说“70％的婚离错了”；等等。从治疗婚姻的宏观判断及微观认识考虑，这些是需要和值得澄清的，可谓治疗婚姻的澄清性理由。

　　有研究发现，男女性观念差别日渐缩小；人们的性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例如，对性生活不再采取避讳的态度，传统的贞操观念正在松动；有研究发现，现代女性排卵期长；社会上有更多患情感饥渴症的人浮出水面；人们希望了解如何判断婚姻能否天长地久；而高学历、高素质、高收入的“三高”女性，找对象却成了“老大难”；有人说网络交流不必担心自己的相貌与声音，网络世界是“从里到外”来了解对方，这可能是一种更好的方式，可有更多机会去结识适合自己的伴侣，为亲密坦诚的交流提供更好的环境，但最终网络爱情却让许多人失望而归。如此等等，这些是治疗婚姻的激发性理由。

　　宏观的角度看，治疗婚姻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不管人们愿意或不愿意，这个工程已经不得不启动，“婚姻家庭指导师”上岗就是一个表征；从微观的角度看，治疗婚姻主要着眼于案例的指导，顺应“市场”的需要，提供这类服务的机构和人员如雨后春笋，但鱼龙混杂，从业人员和服务机构都有待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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